日期：2014-12-11 17:58:00

8.通往奴役之路

朝鲜亡了。那它亡于什么呢？通往奴役的道路又是如何铺就的呢？

1864年，李熙即位朝鲜国王，这可视作朝鲜近代史的开端。这一年，中国方面不算消停，南方的太平天国刚被剿灭，西北却有掀起了大规模民变，俄国则趁机敲了一大笔竹杠。这一年的日本还在幕府治下，伊藤博文也才刚协助高杉晋作夺得长州藩政权，又要马上应对来自幕府方面的围剿，其敌手包括西乡隆盛。相比而言，朝鲜就太平多了。

李熙（高宗）即位时还不满十三岁，是个未成年人，王权由其生父大院君亲摄。大院君是旧时代的化身，一位儒学的坚定信徒，以守护旧体制为最高理想。此种体制前文多次提过，笔者将其称为“洪武体制”，是一种由小自耕农经济、郡县制中央集权及儒家化科举构成的农耕文明，在外交上表现为东亚朝贡体系。

大院君当国九载，期间虽在1866年和1871年遭受法美两国‍‎‍军‎‍‍‌事‍‎‌挑战，但其统治根基并未被动摇，导致其倒台的是上层权力斗争。闵妃自1873年以“还政国王”的名义当国，与日本的大久保利通几乎同时上台。两年后，日本在江华岛挑起“云扬号事件”，并于次年（1876年）迫使朝鲜签署了《江华条约》。

《江华条约》之要害不在于其耻辱性，而在于其商业性，尤其是其金融性。此后，日元开始在朝鲜流通，朝鲜原有之铜钱与白银则被诈取一空。资本主义的扩张首先是纸币的扩张，谁掌控发行权谁就是主权者。日元的扩张带动了商品交易，不过这种交易对朝鲜人是不利的，因为他们可供交易的只有原料、粮食和苦力，把这些卖给日本人后，他们将变得更穷，甚至挨饿。

这场苦难大致是这样展开的：在小自耕农经济时代农民交实物税，政府实行抑商政策，在文化上鼓吹儒家道德。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两点，一是身份等级，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二是禁欲主义，如“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本质讲，儒学是反商业的，也可以说商业是反儒学的。因为，交易的前提是平等，交易扩张的前提是纵欲，儒学与商业最终是不两立的。货币是交易的媒介，当货币扩张时，人们就会对货币产生饥渴，而这又导致货币更大规模的扩张，人们就对货币饥渴得更加强烈，从而形成一种蛇蜕变式的循环。货币产生于交易，交易的总合就叫商业，如果一国商业不发达，那该国就很难生产可供交易的商品，人们也就得不到货币。在货币普及之前，人们主要进行物物交易，政府也是征收实物税；当货币普及之后，一切都用货币结算，人们不得不出卖所有以换取货币。以近代朝鲜为例，政府在开国后需要更多货币来应对外部压力，增税也就成了自然之事，这就把农民推到了更加贫困的境地。当然，如果商业发达，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以换得货币。问题是，政府几百年来都推行抑商政策，全国连大城市都没有几座又哪来那么多就业机会呢？短期提升商业亦无可能，且不说技术和教育，就连货币朝鲜政府都无法提供，日元之发行权掌控在日本银行家手中。此外，日本入侵朝鲜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合谋，美法两国已经了解，直接征服朝鲜既费力又不划算，不如让日本做自己的代理商。如此以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就全涌入了朝鲜，而朝鲜除原料、粮食和劳力外别无可交易商品。一个朝鲜农民卖粮换钱以交税，结果粮没了钱也没了。具体说，朝鲜政府得到了货币，日本商人得到了粮食，朝鲜百姓则失去了一切，也就陷入了生存危机。朝鲜政府在得到货币后并未将其投于商业，而是用于花天酒地和编练新军，这仅有的储蓄也无法转化为资本，朝鲜社会走进了死胡同。概言之，伴随日元扩张，朝鲜社会诞生出了规模庞大的流民集团，这是后续故事的总背景。

打开朝鲜国门的是闵妃，一个工于心计的权谋家。这个女人生前命运跌宕死后毁誉参半，喜欢她的人将她捧为“民族英雄”，痛恨她的人将她唾为“亡国妖孽”。闵妃最初的政治形象是清新的，这也是她取代大院君的道德资本，她开放国门也可算顺应时代。那么，这样一位政治家如何就蜕变成了贪腐集团的总后台呢？

闵妃当国历经二十余载，从1873年到1894年，期间爆发了三次政治剧变，依次是1882年的“壬午军乱”、1884年的“甲申政变”以及1894年的“东学党起义”。在城市贫民、开化党人和东学道徒口中，闵妃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她一手培植的外戚专权已经危及了所有人的生存。在闵妃时代，外戚专权和贪污腐败是一回事，若非外戚很少有机会贪腐。笔者前文曾提过，明治时期的日本也是贪腐横行，执政的萨长藩阀也没几个干净的，但日本并没有江河日下，反倒是蒸蒸日上。同样是贪腐，为什么日本兴了而朝鲜亡了呢？

叙及壬午军乱时，笔者曾提过巨贪闵谦镐，说他是朝鲜版和珅。壬午军乱爆发的导火性事件，是旧军兵士在闵府发现了巨额财富，包括金银珠宝、人参鹿茸以及珍奇古玩，与和珅的家产没有本质区别，都是“货”而不是“币”。

“地主们都将多余的粮食换成银元，埋藏在地下。把剩余的资金藏起来，只会加深和延长经济的停滞，使急需得到发展的乡村不能利用仅有的一点资本。一方面，金银财宝埋在地下的密窖里；另一方面，要得到一头牛、一张犁都可能意味着富裕的农民却不得不饿肚子。”

上段文字是美国人韩丁（William Hinton）对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山西农村的素描，笔者在上一章中曾经引用过，此处重新引用更可使我们看清贪腐的真相。闵谦镐——掌管全韩外交通商事务的一把手——居然不能为自己的财富找到商业出路，而是与中国的地主一样把财富固化起来，收藏起来，让全社会闹钱荒。

其实，贪官们姓不姓闵不重要，闵妃是俭是奢也无关宏旨，导致起义的根因并非贪官，而是体制，一种让民众没有饭吃的体制。

最早掀起反体制运动的是城市下层，他们的抗争被清军镇压了，他们的领袖大院君也被囚禁了起来。壬午军乱的政治诉求是回到过去，也就是恢复闭关锁国，而这绝无可能。一种体制得以维持，在于其具备强于外界的‍‎‍军‎‍‍‌事‍‎‌能力，朝军显然是打不过日军的。大院君连闵妃都斗不过，又如何斗得过日本人，日本人的背后可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啊！

金玉均看透了旧体制的宿命，他以“开化”之名掀起了一场反体制运动。金玉均的反体制运动是日本式的，易言之就是复制明治维新，与康有为的想法一致。历史证明，甲申政变和戊戌变法都失败了。其败因在于，明治维新是无法复制的，因为中朝并不具备日本那样的商业基础，政治设计也就失去了经济依凭。一匹马，你给它挂上俩“翅膀”，它就能飞了？

天真啊，天真害死人啊！

甲午年，东学道率领农民造反了。这是一场流民起义，其扩散规模与发展速度十分惊人，东学道依靠禁欲主义纪律建立起某种正统性，他们提出的政治理想是“废除等级、平均地权”，洪秀全和孙中山也都提过类似口号。东学道是一个旧式组织，它的性格、组织和理想都是旧式的。朝鲜衰亡的根本在于商业不发达，而商业不发达的成因在于国家推行小自耕农经济。若想发展商业首先积累资本，土地应该集中而不是平分。西方人鼓吹自由和平等，我们以为就是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大家都一样。其实，这是一种极深的误解，自由是指贸易自由，平等是指交易平等，自由必定以义务为前提，平等也一定以交易为基础。自古而今，任何社会都存在底层，没有资源不可能拥有自由，更不要说平等。自由和平等是商业的产物，它在商业繁荣时才存在，而且只对资源拥有者真实。在当时，朝鲜连商业甚至贸易都没怎么有，又去拿什么废除等级呢？不要说实现理想，东学道甚至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它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思想上都是无根的。

甲午战争结束了东亚朝贡体系，也结束了闵妃时代，此后的当国者是高宗。1895~1910的十五年间，高宗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成立大韩帝国；第二，投靠俄国牵制日本；第三，推行光武改革。第一点没有现实意义，第二点最终归于失败，第三点也只是花瓶政策。高宗不是雄才大略者，他这样一个懦弱的人，之所以被推上王位，是因为旧体制需要一个平衡者。商业不发达导致国家无法治，不合理的事情只有借助带有宗教色彩的王权才能合理化。一个王在王位不是因为他能力强，而是因为他会平衡，一旦打破了这种平衡，王便成了众矢之的。高宗在亲政后很快成为全民公敌，人们把所有不如意都记在了他的账上，他已失去宗教权威，只有借助武力才能维持稳定。他不可能解决民众的就业问题，他的“光武改革“不过是花钱、花钱、再花钱！就算伊藤博文不逼他退位，他的统治也将难以为继。

总之，20世纪初，在朝鲜，再也没有一个或一个党能够凝聚民心了，整个社会解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