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12-08 09:38:49

（正文接续）

日本文化的表象是很迷惑人的，比如，有相当多的中国人相信日本是华夏文明的传承者，甚至有人说，真正的华夏文明在日本列岛而不在中国大陆，还说什么应当跟日本人学礼仪。由于对日认知的肤浅，我们一直在重复某些错误，比如真诚地希望日本人能正视历史问题。事实上，自战后以来，日本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思历史问题，但他们反思的不是大和民族为什么滑向了罪恶，而是为什么输光了所有。对于日本人而言，善恶绝对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甚至不是一个问题，真正重要的甚至是唯一重要的是利害，是生存。儒学也好，佛经也好，和服也好，不过是日本人为自己设计的包装，闲时哄哄自己也骗骗别人。

日本的地理境况决定了，日本人只能成为一种内敛型海盗，而无法成为一种内敛型农民。在冶铁和水稻技术传入日本前，整个日本基本上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野蛮社会，后来，列岛上的各部族统归于大和治下。当日本人初步建立国家后，他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到朝鲜半岛设立据点，即与百济结盟，为了保住这个据点，他们甚至不惜与大唐一战。更可深思的是，在战败之后，日本人的第一反应竟是将国名改为颇具挑衅意味的“日本”，并一直保持至今。一个民族，只有当具备蛮族或海盗性格时，才会重视并保持内部的团结。而地理又决定了，日本人不可能成为蛮族，因为蛮族是草原大漠的产物，日本人不可能像蒙古人那样发动大面积且无后勤的闪电式冲锋。日本人所面临的境况是这样的，他们只能一小股一小股地登陆，后勤必须能跟得上，以保障进攻或者撤退。在这种状况下，日本人不可能发展出一支冲锋型大军团，也就无法实现蒙古式扩张，日本的扩张是而且只能是海盗式的。

对于海盗而言，真正的财富并不在自己的船上，而是在别人的船上或别人的家里。可是，海盗的规模大都不大，因此，为了保证抢劫成功，他们必须号令统一、和衷共济且灵活勇敢。海盗的命运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他们虽然无法左右天象和敌人，但却可以事前做好计划和训练。登陆和后勤都是细致的技术活，日本人因此养成了精密、仔细、好计划的性格特征。随着武家政治的展开，上述性格特征在非对外扩张时也能保存乃至发展，因为各藩始终处在竞争之中。由于海盗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职业，因此只有目光远大、意志坚定且随机应变的人才能担任领导，敦厚老实、四平八稳、中庸唯诺的人则注定得不到重用。拥有贵族血统虽然可以炫耀，但若无才能一样不受尊重。此外，海盗不像蛮族那样可以用一直对外扩张的方式来缓解内部矛盾，因之不会有太多异族被纳入组织，组织内部的矛盾也就不那么紧张。当海盗挑战蛮族时，他们会进入高度动员状态，其组织架构、后勤补给和精神状态都会进入一种超越状态，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获胜。在日俄战争中，日本人几乎呈现了以上全部特征。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在做事前喜欢仔仔细细地计划一番，而且会按部就班地执行计划，这与我们中国人的那种随性灵活的行事做派完全不同。按道理讲，一个民族若是讲究计划，他们的行为就应该具有一致性，不会出现逻辑矛盾。但事实上，日本人的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经常自相矛盾，给人以反覆无常之感。在民选社会，一党推翻另外一党的政策是很正常的，可日本的情况是，就算是一党持续不断地执政，其外交也经常朝夕即变，最近不就这样嘛。

要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就必须全面地了解日本人的计划性。在前文笔者曾指出，日本人的道德观是一种海盗式道德观，即做事只问利害而不问善恶。我们知道海盗都是小家小业的，就算那种成规模的海盗集团，比之于其试图劫掠的对象，也只算是小门小户，因此海盗始终处于以小搏大、以少胜多的危险境况。这也就要求海盗事先为各种情况做出预案，不能只为成功或战争做预案，也要为失败或和平做预案，至于最终敲定哪种哪版预案，那得看到时候是什么样的天象、敌我态势以及外交环境。虽然我们无法预知日本人的选择结果，但我们却可以洞悉其做出选择的宗旨，那就是利益最大化。这一点在日俄战争中有着极为鲜活的呈现。

在挑起战争前，明治政府在外交上做了三大部署：第一，派日银副总裁高桥是清赴英国兜售战争债权；第二，派最顶尖特工明石元二郎赴俄国制造萧蔷之乱；第三，派留美外交官金子坚太郎赴美国寻求外交斡旋。很明显，第一点是为进行战争做准备的，第三点是为结束战争做准备的，第二点则兼具以上两种目的。一个主动挑起战争的国家，自战争尚未爆发就积极寻求结束战争的办法，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如果说日清讲和是清廷求着日本谈的，那日俄讲和就是日本求着俄皇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