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12-06 19:52:04

（正文接续）

与大清的军队相比，沙俄的军队的确更加善战，这是因为他们从未放弃对外扩张，一支攻击型军队自然比一支防守型军队更具尚武精神。

在俄军内部，陆军的表现要比海军的好很多，原因是陆军系统要比海军系统简单得多。若想建设强大海军，政府必须划拨出巨额预算，还要提供大量人才支持，也就必须建立相应的教育系统，而这些在当时的沙俄都是不存在的。以波罗的海舰队为例，该舰队装备的无线电装置产自德国，德国技术员一走，那堆设备就成了废铁。一支舰队，哪怕是临时拼凑的，如果直到上战场都找不到一名本国无线电技术员，那只能说明在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存在无线电教育。在武器方面，俄国陆军要强于日本陆军，俄国海军则明显弱于日本海军。在对马海战时，日本联合舰队所使用的炮弹填装的是燃烧性与杀伤力都极强的硝化甘油，而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所使用的炮弹填装的是燃烧性与杀伤力都较差的硝化棉『炸』药。更需说明的是，日舰所用之『炸』药为自主研发本土生产，这也就意味着在日本存在一个为海军服务的教育、科研以及生产的系统。前文我们提到，在日舰进行“U”型大转弯时，俄舰拥有长达十五分钟的绝佳进攻时机，可惜俄舰没有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原因是总司令罗杰斯特文斯基被东乡搞懵了，五分钟之后他才下令开火。即便是开了火，也是稀稀拉拉地打，并未形成规模效应。可以说，这支舰队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完全不像一支团队，而更像是一群人。事实上，早在两军进行决战前，俄舰之各舰就已不听指挥，每舰都是任意对敌开火。对比而言，日舰的所有行动听凭东乡一人指挥，哪怕是遭受炮击也绝不私自开火。概而言之，日本联合舰队是一支近代化‌‌军‎‌‌事‎‌‌组织，而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还停留在中世纪。

与海军相比，俄国陆军虽然表现得好一些，但其缺陷仍十分惊人。俄军的通信主要依靠徒步或骑马，只有军和集团军才装备了电报和电话。从欧洲向远东输送兵员需要耗时六周，原因是西伯利亚铁路上有一小段不能及时修通。当前线急需弹药时，后方送来的却是神像。在战场上，个别士兵乃至部队时常任性而为。俄军的确勇敢，但却没有日军进攻二〇三高地那样的纪律，一种连赴死都井井有条的纪律。更重要的是，日军之获胜不仅因为将士用命，更是因为后勤有力。试想，若是日本国内不存在一个体系完备、层次分明、运转自如的后勤系统，日军前线的通信设备、子『弹』大炮、指挥人才如何快速补给？

后勤能力是‌‌军‎‌‌事‎‌‌能力的一部分，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争的结局，其发展与一国商业的发展密不可分。20世纪初，俄国工人总数约为200万，其中有近三分之一供职于交通部门，比之于1.4亿的全俄总人口，这点工人不过是沧海一粟。这样一个缺乏商业基础的社会不可能拥有良好的后勤，也就断难打赢一场真正的‍‌‎‍‎现‌‌‎‍‍代‍‌‎‎化战争。俄国扩张与日本扩张的本质不同，日本扩张是为商业系统寻找出路，而俄国扩张是为农业系统寻找出路。与蒙古人一样，俄国人也对扩张产生了路径依赖，他们没有像日本人那样把财税投资于工厂，而是虚掷于扩张，结果不但本国商业没有发展起来，被征服地区的商业也遭受了连累。最好的补给是就地补给，前文已说，俄国自干涉还辽后便经营满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俄国人居然都没能在当地建立起补给系统，还要靠火车千里迢迢地从遥远的欧洲输送物资，难道全帝国除了彼得堡与莫斯科就再无工业城市？这一事实已明白无误地证明，沙俄之扩张是一种蛮族式扩张，当其扩张至满洲与朝鲜时已达至组织之上限，接下来唯有崩溃一途。

日本黑龙会老大内田良平及天才特工明石元二郎，都曾对俄国社会做过详细考察并分别撰写了《俄罗斯国内之重大缺陷》和《落花流水》，二人的结论惊人的一致：沙俄乃是泥足巨人，离崩溃只差毫厘。果然，在1905年1月22日，俄都彼得堡十几万工人向沙皇和平请愿，要求解决以物价飞涨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沙皇却未经对话甚至未发警告即令军队开枪。在整个1905年，沙俄国内的罢工浪潮和民族分裂活动此起彼伏，当然，这与明石元二郎的煽动有关，但就算一个特工再有能力，能把一个和谐社会煽动得支离破碎吗？因此，“俄国1905年革命”的真相是沙俄的蛮族式扩张走向了必然的崩溃，其达至极限之时亦达至土崩之始，巅峰亦即末日。

言毕白皮肤鞑靼人，我们接着谈儒家化海盗。

在汉语语境下，“海盗”是一个贬义词，当然，近些年，由于《加勒比海盗》等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年轻人尤其是女性对海盗生出了几分浪漫情愫，不过再浪漫的女生也难以否认，海盗不是什么正经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正经人”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修齐治平的君子，一种是老实巴交的顺民。受地缘及政策局限，传统中国很难产生海盗，我们盛产的是土匪。在中国文人的笔下，土匪都是些毫无廉耻的恶棍，既无情调，亦无谋略，更与浪漫八竿子打不着。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土匪几乎等同于“蛮夷”，其形象是一种不开化的野兽。土匪在文化上之所以如此不受待见，是因为其存在挑战了我们这个农耕文明的天道——收获应来源于耕耘。很显然，在一个农耕社会，若在文化上认同抢劫，那所有权就将动摇，没人再愿耕种，人们将因粮食短缺而陷入生存危机。在这样的社会，土匪、海盗、窃贼甚至商人不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因为不管是明抢、暗盗还是诈骗，都危及了生产本身，也就危及了整体的生存权。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抢劫、盗窃和诈骗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罪恶，土匪、盗贼和商人也就成了文化上的贱民，“蛮夷”和“倭寇”更是成了非我族类的妖孽。

文人，尤其是作家，极好追求真理。在今天，真理有一个更时髦的名字——普世价值，即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而事实上，从古至今，从来就没有过真理或普世价值，因为道德是地理和历史的产物，不同社会面对不同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其道德的内容和精神也就不可能相同，例如，被汉人视为罪孽的抢劫在蛮族和海盗的眼里却是值得称赞的美德。

在小说《伊甸樱桃》中，知名作家慕容雪村以控诉的口吻写道：“从本质上说，西方文明是一种海盗式的文明。海盗只知掠夺，从来不关心后果，所以世界成了这个样子。想想鸦片战争，因为贸易逆差，英国人就往中国运『毒』品，不让他运，他就派炮船来打。”慕容雪村写的不错，西方文明确为海盗文明，不过英国思想家霍布斯认为他们的文明不应被世人否定，因为生命是上帝赋予的，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保卫自己的生存权不属“不义”。请记住，这是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英美法庭之所以允许被告保持沉默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换句话说，就算被告真的有罪，他也有权以沉默的方式捍卫那上帝赋予的生存权。依照这一逻辑推论，海盗是一种正当职业，是维持生存权的合法手段，抢劫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什么也抢不到。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讲，上述结论是极其难以接受的，因为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是国学派还是西学派，都认为存在一个非功利性真理，只不过这个非功利性真理的内容不同。写到这里，笔者不仅想问，这世界上难道真的存在非功利性真理？其实，只要读者仔细推究社会上各门派的主张，就会发现他们的主张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是在捍卫生存权，其差异只不过是应当捍卫谁的生存权，是个体的、政权的还是民族的，是上层的、中层的还是下层的，是高雅的、通俗的还是下流的？易言之，真理或普世价值的本质是生存而非道德，除非我们承认最高的道德就是生存，整个文明也不过是维护生存权的工具。

所以，与其追求虚无缥缈的真理，不如追求实实在在的生存，日本人就是极典型的例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