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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与刘宗周在“严以治吏”这个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这表面上看似是一个具体问题，但实际上，涉及到的是要用儒家的“仁德”感化，还是用法家的严刑震慑。

本质上是儒、法之争。

加入到争辩的人越来越多，支持刘宗周以仁德引导感化的人占到了多数。

对此，秦牧一点也不意外。

但王夫之虽然势孤，但也不是完全孤立，象谢经纶等人都站在他这边，一起摆事实说道理，一条条地反驳着对手，极力向秦牧推行“宽以养民，严以治吏”的治国思想。

最后竟然杨廷麟也站了出来，为王夫之辩护道：“陛下，王学士提出宽以养民，严以治吏。臣以为亦有其道理。明洪武剥皮充草之酷刑虽不可取，但古之君子，无不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为官者变当有此君子之风也！

为民者，纵有奸邪，为祸亦有限。为官者食君之禄，治理一方，责任重大，若贪脏枉法，则祸及一方矣。由此而论，王学士倡议宽以养民，严以治吏，实不为过也。

再者，儒家之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首重于修身。若为官能严守本份，持身清正，何惧律令之严也！”

黄宗羲立即出来说道：“陛下，治乱世方可用重典，如今天下已靖，四海平宁，以严法令，重刑律治国，实不合时宜。

王学士，杨尚书所言，虽不无道理，然只适合用于明末那种朝野纷乱之世，我大秦如今民心思定，吏治清明，再施重典则适得其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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