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唐奉贤才到赣州时就曾经判过一个案子，乃是兄弟争产，那案子乍看之下十分简单，他依律而判，自以为并没有什么问题。

可原告被告均是不服，结果闹到转运司和提点刑狱司，两司都发现关键性的证据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漏洞，最后从府库的旧档中莫名其妙翻到了突然冒出来、压在箱底的初始田契、地契凭证，依靠着这几项，判出来的结果同唐奉贤的初判截然不同。

因着此案，唐奉贤在州中声威大降，这还罢了，罚铜之外，足足叫他延了一年的磨勘。

若不是其岳父得力，在京中使得动银钱，他哪里去得了荆州！不轮去哪一个下州，便要谢天谢地了！

然而与官员相反的是，胥吏们从来不需要有这个担忧。

唐奉贤不理事之后，所有的刑名狱讼，几乎都推给了判官、推官、录事参军，可在众人审案之前，都要经过下头胥吏的过手看状。

总管前期接案事宜的，正是押司李定。

有了李定在前头理顺，几乎泰半的案子，在正式审理之前，都有了极为明显的指向性，判者几乎不费力气，便能把案子审了。

当真是案子那样容易审吗？

其实不然，数十年的老吏，精通律例，擅长笔札，耳目遍布州衙上下，想要操纵司法，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与官员相比，吏员不会有人在后头盯着，不会担心官声，不用害怕磨勘，更没有走马承受、监察御史的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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