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虽死，赵佶依旧无法轻松下来，且不说肃清蔡京党羽仍需时日，更难的是，贪污成风的腐败官场，为祸乡邻的地方豪强，日益猖獗的卖官之风。

一个朝代的末期，总是内忧外患交织。

宋朝自立国之始，明显不同于其他朝代的是，它不抑制土地兼并，由于要释武将兵权，反而鼓励大地主、大庄园主的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顺应土地私有化的发展趋势，释放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强大生产力，促进租佃制繁荣，也成了宋代手工业的兴起与繁荣。

但不可避免的，加剧了阶级间对立，尤其是失地农民与官府、地方豪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有宋一代，农民起义不断便是其突出的外在表现。

在这过程中出现的地方豪强势力，欺凌弱小，武断乡曲便成了常事，这还是小事，更有甚者，“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钳小民之财”，一些世家豪强更是累世为官，根系深厚，一些地方官员根本不敢招惹他们。

在朝廷与这些地方豪强的博弈中，很多地方官员腐败、枉法便不可避免，愈演愈烈。

深入研究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打着抑制兼并，消除冗员之困等等旗号，但实际上，数十条变法法令，几乎没有一条抑制兼兵、裁撤冗员的，从结果也是如此。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求财，为国家求财，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至于冗员之困，范仲淹等人在庆历时想动，没结果，神宗时元丰改制，没效果。赵佶刚来时提过减俸之议，没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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