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公器也，不可多取。语出《庄子》，教人淡泊明志，不必汲汲于名利。

沈哲子所对“当仁不让”，却是《论语》之篇，有着浓浓的儒家入世、勇于担当情怀。

这两种思想，各有精髓深意，但若碰撞在一起，便已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了。这也是时下士人心中之情感纠结所在，既有飘然出尘、遗世独立的情怀，又有负担家业、国祚危亡的责任，矛盾且焦灼，伤感放诞，难取两全，这就是魏晋时人的精神面貌。

沈哲子用心险恶之处在于，原本大而广之的“公器”之论，具体言之，便直接锁定囊括时下各个阶层。田亩以对乡豪，山水以对隐者，诗乐以对高门，仁义以对儒士，无论虞潭从哪一处予以反驳，都将承受非难，为人所鄙。

经义岂能尽言，但一旦落入具体的处境中，便各有立场，各失偏颇。沈哲子这一巴掌，足以扇得虞潭难以置喙，口不能言！

场中各家多为勇武之家，乡土豪强，对于沈哲子针对虞潭挖的言语陷阱感触还不深。但其中一句“田亩所出，衣食根本，患田少不足养亲”却深有戚戚，此语针对虞潭“公器”之题，他们难免有所联想，虞潭乡议此题，究竟是何居心？

大凡世事，最怕联想。一旦心里滋生出这个念头，众人再望向虞潭时，神色便大不相同。前几年朝廷土断，各家人丁土地受损良多，沈充怒而兴兵，于此干系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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