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中国可以不受外界因素限制、只由生产效率决定装备生产速度，而日本必须受外界因素限制。比如，F-22J与F-35CJ的发动机只在日本进行组装，国产化率不到百分之六十，关键设备需要从美国进攻。只要进攻渠道、也就是海运与空运被切断，日本连一架先进战斗机都造不出来。

在全面战争中，日本遭到战略封锁只是迟早的事情。

八月初，牧浩洋按照黄峙博的建议，向总参谋部提交了一份“对日作战总体战略计划报告”，并且将副本递交给了黎平寇与黄瀚林，正式提出应该未雨绸缪，及早对日本进行战略禁运。

必须承认，有目光的不是牧浩洋，而是黄峙博。

在他提交这份报告之前，黎平寇刚刚在东京吃了闭门羹。

七月底，在当选下一届国家元首之后，黎平寇以国务院总理身份，对日本进行了任职期间的最后一次政务访问。

事实上，这是一次纯政治性的外交活动。

黎平寇主动放下身段，去东京会晤日本首相，主要是谋求一个较为稳定的周边环境，至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使中日关系有所缓和，以便在他的出任国家元首的时候，有一个较为理想的开局。

为此，在会见日本首相时，黎平寇主动提出，共同开发东海中性海域内的油气资源。

在东海战争结束之后，日本被迫接受中国提出的划界标准，即以东海大陆架自然延伸为经济专属区边界，但是在资源开发方面，中国也做出了让步，即在东海中线到大陆架自然延伸线之间为中性区，中日双方都不能进行单方面的资源开采活动，必须在商议之后共同进行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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