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冬尽之时一道诏书传遍了朝野：开春惊蛰之日，皇帝将行大朝会。

大咸阳虽则松了一口气，然终是其心惴惴，原因便在这春季大朝会的日子。开春朝会固然寻常，每年必有的铺排一年国事的程式而已，然诏书明定为惊蛰之日，便有些暗含的意味了。是时，《吕氏春秋》已经在天下广为传播，人们对月令时令与国事大政的种种神秘关联已经大体清楚。而在《吕氏春秋》问世之前，基于天人感应的国事运行程式，还是一种深藏于天子主城与上层官府的颇为神秘的治道学问，寻常庶民是不明所以的。《吕氏春秋》以月令时令论国事，向天下昭示了自占秘而不宣的天人治道之秘笈，使天子诸侯的基本国事动作成为大白于天下的可以预知的程式，诚一大进步也。尽管世事沧桑治道变迁，然其根基传统毕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依据《吕氏春秋》以及种种在民间积淀日久的天人学问，人们很清楚惊蛰之日的特异含义。

蛰者，冬眠之百虫也。惊蛰者，雷声惊醒冬眠百虫也。自立春开始，惊蛰是第三个节气，大体在每年二月初的三两日，后世民谚云：“二月二，龙抬头。”说的便是惊蛰节气。《吕氏春秋·仲春纪》云：“仲春之月（二月），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

蛰虫咸动，开户始出……无作大事，以妨农功。”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二月之内除了传统认定的“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省囹圄，止狱讼”等等安民政令之外，是忌讳“做大事”的。就其时盛行的天人感应学说而言，若政令违背时令，则有大害：“仲春（二月）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仲春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仲春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也正是因了这种种已知的禁忌与程式，人们虽则不安，却还是认定：惊蛰大朝不会有国政大举，更不会有大凶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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