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趋势，是（一）法律内容要扩充，（二）既扩充了，自应依条理系统，加以编纂，使其不至杂乱。第一步，汉初已这么做了。武帝时，政治上事务繁多，自然需要更多的法律。

于是张汤、赵禹又加增益，律共增至60篇。又当时的命令，用甲、乙、丙、丁编次，通称谓之“令甲”，共有300余篇。再加以断事的成案，即当时所谓比，共有906卷。

分量已经太多了，而编纂又极错乱。“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引用既难，学者乃为之章句。

章句二字，初指一种符号，后遂用以称注释，详见予所撰《章句论》。商务印书馆本。共有10余家。

于是断罪所当由用者，合26272条7732200余言。任何人不能遍览，奸吏因得上下其手，“所欲活者傅生议，所欲陷者予死比”。所以条理系统地编纂一部法典，实在是当时最紧要的事。

汉宣帝时，郑昌即创其议。然终汉世，未能有成。魏篡汉后，才命陈群等从事于此。

制成新律18篇。未及颁行而亡。晋代魏后，又命贾充等复加订定。

共为20篇。于泰始四年，大赦天下颁行之。是为《晋律》。

泰始四年，为民国纪元前一千六百四十四年。

《晋律》大概是将汉朝的律、令、比等，删除复重，加以去取，依条理系统编纂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整理之业，但还有一件事可注意的，则儒家的宗旨，在此时必有许多掺入法律之中，而成为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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