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以“官吏”一词来作为“百姓”的对称，其实“官”和“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大致相当于现代社会中的官员和公务员。唐高祖《武德律》定“士农工商”四民，其中的“宦途之士”即是指“官”，唐人称谓为“官人”，特指八品以上的流内官。而吏员则是指以流外杂任为主体的胥吏，待遇（可免除徭役）远远不能与流内品官的特权（免课役，赐俸禄，授职分田，可减刑赎罪等）相比，彼此之间存在着一道不易逾越的鸿沟，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加深。唐代吏的地位还算相对较高的，官僚政治成熟的宋代已经建立起完善规整的胥吏制度，明令胥吏不得朝参君王，参加科举考试；明清以降，胥吏则沦落到等同职役的地步了。

而在胥吏制度尚未完善且大力宣扬任人唯贤的唐代，吏员鲤鱼跳龙门荣登仕途的机会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看一下官与吏人数为112：3522的悬殊比例，也可想象得到这条路会有多么艰难。[8] 高宗显然认为周兴虽有才华，却还没有到破格提拔的程度吧！唐代特殊的取仕制度虽给广大的寒门子弟开了一道狭窄的门缝，却没有提供足够的位子容纳那么多的追梦少年。如果从来没有希望，那也就不会绝望。曾经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却终于还是停留在黑暗之中，继续原来的生活轨迹。时光荏苒，周兴好不容易从流外官混到了三省主事的尚书省都事之职，属于低级的流内官，但仍被视同胥吏一类，想要升上八品以上的清要官可就比登天还难了，大部分人终其一生也就止步于此了。整日劳碌于处理各类琐碎的政府公文，抄抄写写，整理文书，在一成不变的日子里渐渐地消磨尽青春和锐气。岁月的痕迹慢慢地爬上了他的眉梢眼角，脸上也习惯性地堆满了公式化的谄媚笑容，淘气的年轻人已经在背后唤他为“阿婆”。这就是周兴在时人眼中的形象吧，一个因长期伏案工作而身形佝偻、满面皱纹、满脸假笑的中年胥吏。周兴的例子，也正反映出一个典型的唐代胥吏的命运。在唐帝国庞大的国家机器中，有数万这样卑微渺小的政治爬虫在忙忙碌碌，维系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州府的正常运转。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生存、或是死亡，也没有人会在意，这些在历史上连名字也不曾留下的胥吏，也曾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过青春有过梦想的活人。在周兴黯淡的日常生活里，想必也会常常回忆起少年时与高宗的那次相遇，虽然已经日渐遥远得仿佛梦境，美好得如同幻觉，与沉重庸常的现实相对照，更加让人感叹岁月的惊心和不遇的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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