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样写道：“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象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出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

这位原子时代之父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

而不为众人所周知的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Q·Bradley）将军提出的相同的观点，1918年11月10日，他在波士顿商会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午餐会上的演讲中指出：“我们有无数科学家却没有什么宗教家。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密，但却屏弃了耶稣的训喻。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

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远甚于和平，熟谙杀戮远甚于生存。”

这就是今天全体人类面临的困境和前景。这种困境和前景令人不安而不是令人快慰，使人感到焦虑而不是使人感到安然。但世界历史上所有伟大时代的情况无不如此，并且必然如此。

因为伟大的时代顾名思义就是转折的时代。这是急剧变革的时代，其时旧观念和旧制度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而新观念和新制度则逐渐而痛苦地成长起来。世界历史上所有的黄金时代都是紧张和恐惧的时代，伯里克利的雅典，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无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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