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拜占廷同中国一样没有大学，其主要任务是为官僚机构培养官员。不过，君主坦丁堡的大学时有时无，其作用也不正规，因而缺乏中国大学那种连续的有效性。6世纪拜占廷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对有关神性问题的长期争论所作的儒教式的评论，也使人联想到中国。

他说：“我认为，所有关于神性的争论都是荒谬的、愚蠢的。人们连自己的本性都无法知道，因此，应该放弃对神性的一切评议。”

拜占廷文化从未解决它在自己的古典遗产和宗教倾向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心理。

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前夕，柏拉图主义者吉米斯图斯·普莱桑（约1355—1450年），对一个深受基督教及其组织约束的国家的前景公开表示怀疑。普莱桑作为一名著名的教师，在伯罗奔尼撤半岛的拜占廷的省府密斯特拉度过了他的大半生。他梦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恢复古希腊社会；这一社会按照经过修改的柏拉图式的乌托邦组成，以异教信仰而不是基督教信仰为基础。

但在拜占廷人的思想中，这种古典的、现世主义的倾向从来没有盛行过。拜占廷社会仍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倾向。在这个社会中，比普莱桑更有代表性的是传教土约瑟夫·布莱尼斯，他的布道为当时的种种罪恶提供了宗教上的解释：我们的统治者不讲正义，监察员贪得无厌，法官受贿，调停者说谎，市民行骗，农民愚蠢，所有的人都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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