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政治体制下,调整依赖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由于具体政策的制订者、调整措施的执行者大多是上一轮调整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自己也是此轮调整需抑制的对象。政策的执行者成了政策抑制的目标,改革改到自己头上,这是体制内路径的困惑之一。困惑之二是:调整可依恃的最大有利条件是,20多年的经济发展积累了一定物质基础,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大幅增强,可用于转移支付的额度增加。但额度虽有增加,在中央财政中诸如行政费用之类的固定支出已占去大半,剩下的可支配额度仍然有限。除去媒体广泛披露的在转移支付过程中发生的跑冒滴漏外,这种财政支持的力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幅度,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正是经济增长,因此倾向于公平的调整不能以大幅损伤效率作为代价。正因如此,此次六中全会在要求全党将“构建和谐社会置于更突出位置”的同时,再次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这种效率与公平并重的轻重缓急排序,不但可能造成具体决策上的难以取舍,更可能导致政策执行中的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和谐社会的表面共识下,真正决定社会进程的可能不是中央意图,而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各自表述。保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不但将限制构建和谐社会的推进力度,而且可能模糊和扭曲其利益调整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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