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咸丰皇帝逃难热河时，曾下诏让湘军鲍超部带兵北上“勤王”。鲍超部为湘军主力，起救援机动作用，时曾国藩与陈玉成争夺安徽，兵力处处捉襟制掣，祁门之战如无鲍超部快速赶到，曾国藩早已身首异处，所以曾、胡不舍鲍超北上。两人密商后，认定北上“勤王”于事无补、劳而无功，因为皇帝已经“北狩”，早无战心，剩下的只是和议一途。同样，英法联军驻兵北京郊外，不是为了土地而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而这只需一纸“和议”就可成功，非一部湘军可解决。带兵北上只能分散兵力，给太平军以可乘之机。但不带兵“勤王”毕竟罪名太大，不是一个臣子可以担当的。曾、胡当即想了一个两全之计，由曾国藩、胡林翼联衔上疏，认为“勤王”事大，非鲍超一部可以承担，请朝廷从曾、胡两人中选择一人亲自带兵北上扫夷勤王、以“雪敷天之愤”。 曾、胡的算盘是，在公文一来一往间，京师的局势已经大起变化，一旦和议一开，便不需北上。果然奏章一到热河，咸丰批复“和议已开，毋须北上”。这样的结果两全其美，既不因兵力分散损兵失地，又可免不带兵勤王的罪名。不过，曾国藩一直心中惶恐，毕竟这是在肃顺主政时期做的事情，其中难免有肃顺的翰旋。现在幼主继位，两宫“垂帘听政”，东南战局未定，前程祸福难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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