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曾经的先进代表而后又落后于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曾说，“革命不是最佳途径，共和政体也不是唯一的选择结果。当前应该以‘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那就是改良式的君主立宪制”。他们认为，帝制时期的国民“毫无政治智识，毫无政治能力者，不知要求为何物，不知当要求为何事”。换句话说，即使革命共和了，最终也不过是阿Q式的革命，到“小姐的牙床上滚上一滚”。但革命党人并不怎么认为，他们断论：“只要是中国国民，必然有共和国民之资格”；章太炎更是信心十足的说，“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事实真的如此吗？很可惜的是，革命未必是济世良方，建设也不是打家劫舍。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给多灾多难的中国送来了三民主义，但革命之后的中国，问题依旧是层出不穷，那些花样不断翻新的一个又一个主义，大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最终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章太炎从革命家到国学大师的回归，或许能说明一点问题。

张朋园先生曾在其著作《立宪派和辛亥革命》中引美国学者的观点说，“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反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所谓，“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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