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次被昭宗寄予厚望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暴露出他的先天不足。首先，指挥本次战争的主帅韦昭度是个文人，不会打仗，而且胆子非常小，王建在攻城时请他戎装观战，还没叫他亲自去打，可他害怕被流矢所伤，不敢靠近，只能远远地观战，这一举动引起了参战将领的强烈鄙视。第二，韦昭度带来的禁军刚刚组建，尚未经过正式的战前培训，纯属一群乌合之众，人数虽多，但打起仗来，还要靠当地的军队。第三，当地的军队中杨守亮和顾彦朗都有各自的地盘，不可能派出大量军队参战，而王建本来对这次战争是非常积极的，并且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但等他得到了朝廷承认后，又有了自己的封地，积极性就一下子全都没有了，开始跟韦昭度和陈敬瑄泡起了蘑菇，趁机为自己收买人心，扩充实力。所以这场战争在王建和陈敬瑄单挑时，双方打了个旗鼓相当，而在韦昭度带着大批禁军参战后，也还是不相上下，没什么大的进展。

韦昭度带着十几万兵打西川，打了三年也没把成都打下来，朝廷实在是受不了了，于是在大顺二年三月，下诏恢复了陈敬瑄的官爵，决定收兵。然而在这个时候，陈敬瑄的处境也极为艰难，成都因为久困粮绝，满城都是饿死的百姓，剩下勉强还活着的，因为没有粮食，就开始吃人。城内官兵看见有吃人的，就抓来处死，但屡禁不止，只好想出几种酷刑，或者将人拦腰斩成两半，或者将食人者从肩胛骨斜着劈开，总之叫人一下死不了，半截身子爬来爬去的，好吓唬还想吃人肉的人。然而，酷刑见多了，人就不怕了，剩下的人该吃还吃。在这种情况下，城外就有人冒死往城里贩运粮食。巡逻士兵抓住这些人禀告韦昭度，按说应该处死，但韦昭度觉得城里面太惨了，就吩咐说：“满城饥饿待毙，怎能见死不救呢？”叫人不要去管。陈敬瑄听说后，也吩咐手下士兵说：“我恨我不能救这一城的饥荒，有人肯往里运粮食，就让他们运好了，不要去干涉。”但这种偷运进来的粮食毕竟有限，对城内的局面起不了多大的改善作用，成都的危局并没有任何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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