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凭着跟慈禧、李莲英等人非同寻常的关系，不可能在遭到甲午战争惨败那样的挫折之前被任何人取代。尽管李鸿章的‌‍军‌‍‎事‌‍‎‌指挥能力的确远不如左宗棠，但他自己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当然不会主动让出位子；另一方面，左宗棠在“政治斗争”方面远逊于李鸿章，官场中的地位，内斗的胜负才是决定性的，而对外战争的胜负，则往往并不那么重要甚至无关紧要。所以，甲午战争除了李鸿章，不可能有第二个指挥者，无论此时左宗棠是否健在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状况。在李鸿章惨败之后，如果由左宗棠在日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仓促上阵，就像后来的刘坤一那样，以临时招募的军队代替“国防主力军”淮军，无论战略战术还是后勤保障，方方面面都无从谈起，是不可能扭转大局的，因为左宗棠只是一个凡人，他不可能脱离客观条件的许可去创造什么神话。也就是说，甲午之败，是注定了的，到了这种时候，满清王朝气数已定，任何人都不能让它起死回生，那种让左宗棠去指挥甲午战争的种种假设，不过是无稽之谈罢了。

如果说在新疆之役中清廷不得不借重左宗棠的话，那么，新疆之役以后，这种情况就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他在官场“政治斗争”中的劣势更加凸显，不断地受到排挤和压制。

新疆收复，中国北方领土所面临的天大危机已经终结，当然少不了对于左宗棠的封赏。然而，因新疆之役对于左宗棠的唯一“恩典”，是由一等伯晋封为二等侯。这种情况可以跟道光朝的长龄作个比较。左宗棠和长龄一样，都有新疆地区的守土之功，长龄晋封一等公，封赏远胜于左宗棠，但长龄的喀什噶尔之役，无论从难度、规模和战果上，都根本无法跟左宗棠的新疆之役相提并论，对于左宗棠这个二等侯的爵位，显然是很不公正的。当时慈禧找了一个收复新疆得力于老湘营，而老湘营是曾国藩赠给左宗棠的，因此，左宗棠的封赏应该稍逊于曾国藩的理由。曾左之间关于老湘营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根本不能成立，原因本贴前面已经谈过了，慈禧当然不会不知道这种理由的荒唐，但由于实在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说头，便只能这样强词夺理了。左宗棠去世时的谥号仅为文襄，跟长龄相同，但他官至大学士，是三朝重臣，也远非长龄可比，显然同样并不公平，这些情况都可以证明，即使在清代，收复新疆也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肯定。

从新疆回朝之后，左宗棠实际上一直在受到压制、摆布的状况之中度过，他在朝中的情况，前面通过许多清人笔记，都可以从不同角度有所反映，本贴在对高阳的著作的评论中已经谈过了。只过了短短几个月，他就被打发到金陵担任两江总督，挤出了北京。

等到中法战争爆发，两江总督本是南方疆臣之首，当然应该在此役中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和责任，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将王德榜派往广西，而广西巡抚却换上了李鸿章的爱将潘鼎新，以便对整个越南的战局进行直接牵制，左宗棠自己也被调离握有实权的两江总督职务。调走左宗棠的理由是让他到军机处，但他在北京只待了两个多月，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竟然遭到三次弹劾，清廷不仅没收了他用来指挥旧部的备用印封，而且给予他罚俸一年的处分，也就是说，左宗棠人生的最后岁月，是在背着剥夺俸禄的处分中度过的。在马尾战争之后他被派往福建，这种安排的真实意图，依然是对他的限制，而不是真正要他去指挥抗法战争。左宗棠到了福建，却将刘铭传派往台湾，左宗棠关于筹兵筹饷的请求也被清廷拒绝而告知以另有安排。早在十年以前，左宗棠就为参加新疆之役的部队配发了大量后膛七响枪，但他此时派往台湾的士兵，却只能使用落后的前膛旧枪。这些事实都说明，清廷根本就没有指望左宗棠再去打仗，只要他不碍事就行了。

另一方面，则是李鸿章对于“对立面”的清算，广西前线的王德榜，虽然在镇南关战役中出其不意，在法军猛攻冯子材守护的长墙、冯部难以支撑的关键时刻，从敌后发起猛攻，打了法军一个措手不及，冯子材也及时发起反攻，终于将法军击溃。然而，王德榜的战功被隐匿，并在强大压力下不得不离开军营。防守台南的刘璈也是左宗棠的僚属，他被刘铭传扣了一个贪污厘金四万五千两的罪名，和自己的儿子一道被发配充军，最后死在宁古塔。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是胡雪岩，尽管他隶籍绩溪，李鸿章却根本没有因为他是自己的安徽同乡而网开一面，由于胡雪岩帮助左宗棠向洋商借债，对于化解左宗棠在新疆之役中的困局，起了关键作用，成为李鸿章的眼中钉。胡雪岩手中的钱是必须通过投资获益才能向储户发放利息的，他在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期间，曾经打算投资南方电报线路的架设，但这个项目需要倾清廷的批准，报告打上去，理所当然地遭到朝廷的拒绝。于是便只好将资金转用于蚕丝市场，打破洋人压低价格剥削中国蚕农的状况，后来因为遭到洋商的联合抵制，收来的蚕丝全部积压，占用了他的大量资金。这时李鸿章又指使上海方面推迟到期的新疆借款的支付，洋人便向担保人胡雪岩索要，胡雪岩只得在银根已经很紧的情况下按照约定支付了这笔银子。就在这时候，一股挤兑风潮从北京开始向全国蔓延，胡雪岩如日中天的商业王国便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本人也迅速辞世。有一种评论说，胡雪岩是左李斗争的牺牲品，这种说法，非常巧妙，同时也非常荒唐。巧妙的是这样一来，似乎左宗棠和李鸿章在胡雪岩“牺牲”的问题上，必须同样承担一份责任了，荒唐的是，从头到尾，左宗棠对于这件事何错之有？

尽管在中法战争中，左宗棠曾经坚决请战，并且明确提出“不效，请重治臣罪，以谢天下”，但却根本得不到他所希望的回应，最终只能在“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生平，不能瞑目”的呼声中去世。

左宗棠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他的离去，的确使许多人因为少了一个重要的眼中钉而松了一口气，对于左宗棠本人来说，这种离去也许同样是幸运的，因为尽管他为中国的版图做出了极大贡献，但是这种功劳与官场政治斗争中的劣势相比，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如果他的人生继续下去，是否还能在那样的环境中平安度过，也许将很难预料。

尽管如此，五十岁才步入仕途的左宗棠，仍然以他丰富的学识、超群的智慧、过人的胆识和廉洁的操守，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人说他是自唐太宗以后对中国领土贡献最大的人；也有人说，他是全世界过去一千年来的四十位智慧名人之一，尽管这类评论从未得到肯定，但要予以否定，大概也并不容易。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