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郭嵩焘所说，广东跟浙江大不相同，浙江那一套在广东根本就行不通。果然，蒋益沣到广东之后，当地的官场势力盘根错节，他几乎寸步难行，总督瑞麟更是由于左宗棠在前面的奏折中明显袒护郭嵩焘，对自己全力攻击而怀恨在心，此时正好拿蒋益沣出气，于是，很快就罗织罪名将他参奏革职。左宗棠原以为他的建议可以使广东的情况得到改善，实际上不仅广东未见丝毫起色，还断送了蒋益沣的“政治前途”，尽管他并没有对蒋益沣进行任何攻击也罢。显然，左宗棠对于广东官场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对郭嵩焘的种种难处也缺乏设身处地的考虑，其实，郭嵩焘固然不是一个官场中的长袖善舞之人，左宗棠又何尝不是呢？

虽然如此，高阳将左宗棠举荐蒋益沣说成为了谋得广东的军饷依然是莫须有的欲加之罪，因为拟写这封奏折的时间是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866年1月28日)，这一天，汪海洋在嘉应州阵亡，整个战事行将结束，他的军队也面临遣散，根本不存在什么军饷问题了，企图获得广东军饷的说法，当然纯属无稽之谈。

郭嵩焘在这件事情之后便跟左宗棠断绝了往来，若干年后调任福建臬司，郁郁不顺，本来还可以到船政任职，但是他宁可回家也不愿考虑这种安排，仅仅因为船政是左宗棠创办的，而此时左宗棠早已离开福建，去西北多年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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