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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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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过了七天,清廷接到曾国藩的答复之后,立即下旨:

“命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署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

就这样,左宗棠和曾国藩走到了一起。

有人说,在樊燮案中,那些积极救护左宗棠的人里,也有曾国藩,依据就是曾国藩上面这篇奏折。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其实是不能成立的。

所谓“国家不可无湖南,湖南不可无左宗棠”,或许有夸张之嫌,但如果改为“湘军不可无湖南,湖南不可无左宗棠”则是一点都不过份的。湘军自成立之后,长期从湖南获得大量的兵员、军饷、船炮、兵器和其他物资,仅咸丰五年十月到咸丰八年八月,不到三年时间,湖南就派出大批部队“带饷随证”支援江西,仅此项支出就将近三百万两,超过湘军从任何一个省份得到的支持,从而大大改变了江西战场的形势。这一切,当然和左宗棠在湖南的经营有关,正是由于有了湖南这样一个十分巩固的后方基地,湘军才可能有了以后的发展壮大,左宗棠在湖南的工作,实际获益最大的人正是曾国藩。

但是,在樊燮案发生之后,曾国藩并没有像骆秉章、胡林翼和郭嵩焘等人那样积极奔走呼号,而是一直持观望态度,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营救工作。按照清廷对他的倚重,以及湘军确曾多多获益于左宗棠的事实,如果由曾国藩出面说话,应该比上述任何人都有说服力得多,效果当然也会好得多,然而,曾国藩并没有这样做。当左宗棠面临生命威胁,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也不愿对左宗棠提供长期的庇护,根本没有打算让左宗棠在自己的大营里过多地“勾留”,只是碍于方方面面的关系,不得不接待一下而已,对于左宗棠的生死,曾国藩的态度只是观望。如果他们之间果真有深厚情谊,这种状况当然是不可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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