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需要补充的地方在于，在考虑税政问题时必须结合社会福利自身的特性来认识，不可犯僵化的错误。比如，福利保障公认是一种“生产性投资”，现代福利国家提供给国民的福利多数可归类于消费性质，所以拉弗曲线会发生变化，具体来说是在坐标轴上右移，斜率有变化，顶点会升高，不能简单地以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体现为宏观税率的上升）就必然导致经济损失活力，进而政府实际税收水平下降。此外，教育水平被公认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最重要的内生力量源泉，一本万利的买卖，所以通过公共税收加强在这个领域的投入，从结果上看肯定是刺激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相反。同样的，为国民提供良好的医疗保健也具有类似的效果，只是不如教育突出而已；恰如个人因体魄健康、精力充沛从而表现出更强的行动力与创造力一样，国民医保水平发达的国度必然比看不起病、死不起人的“东亚病夫”在发展前景上更光明。再比如，传统的税政研究通常更多的考虑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尽管关税是涉及国际贸易的），而当代的经济体系显然在开放性上不可同日而语，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一国税政格局之部署与调整必须考虑更多的国际竞争因素。在教育、科技与社会体制具有突出优势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维持相对较高的税收水平以实现高福利保障，同时保持很高的国际竞争能力是可行的，北欧国家、德国、法国、英国，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实践都支持和阐释了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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