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宗族宗法制度，前面已经讲到过。由于宗族宗法关系的存在，地主阶级不仅在天下多攘之际才突显其力量，其防患于未然的隐形作用才是最关键的。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扑灭造反派，而是防止造反的发生。

宗族，是封建时代社会的基层细胞，依赖宗法来管理族内成员甚至财产，它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基层政权的职能，许多社会矛盾都能在宗族内部被消化掉。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天下多故，宗族社会滋生出来的门阀士族得到蓬勃发展，绝非偶然。

曹操曾经一度力图打破门阀士族对政治和经济的垄断，结果以失败告终，连曹魏政权也被士族代表司马氏所篡夺。直到公元１９世纪，严复还感叹说，中国人与其说是国家公民，不如说“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

而秦朝的状况，从前文我们已经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宗族宗法纽带，也早被商鞅给扼杀在萌芽之中。

统一前后的秦，由于国有制经济的全面发展，＂并不存在什么新兴地主阶级＂②， 更没有私营工商阶级。那时没有地主，没有奸商，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可怜的是，这样的政权不但得不到一个地主阶级的支持，而且统一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六国地主还成为颠覆它的主谋之一。

反秦起义中齐国的复辟者田儋和其堂弟田荣，就是在统一后失去土地的地主残余份子。而且短短十余年时间，原有的宗族隶属关系并没来得及完全消释，田氏兄弟的武装，核心成员就来自于他们的宗族，甚至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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