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的职工们也还知道，这么多人吵吵闹闹的，不宜解决问题，便开始推荐人选，很快达成统一。推荐出1名老年人，2名年轻人，2名女职工，共5人代表。当他们跟着湛楚林要楼时，还有人在喋喋不休地叮嘱他们，要如何说。县委办公楼有四层，一楼是农工部、二楼是宣传部、三、四楼是县委办公室和书记们的专门办公室。在三楼的东头是一个能容纳五六十个人的会议室，是大县议事决策的重要场所。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群体访事件的剧增，县委办公楼便成了不安宁的楼，县委会也成了不安宁的院落。隔三差五的有群体和个体访事情，有时甚至是连日的，仿佛进入了又一个化大革命的不安宁期。当然，这里面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信访办虽然设在县委机关的进门处，有的访者偏要往里闯，不找信访办，要找大领导。紧挨会议室的是县委办的秘书科，在不大的空间里摆了两张办公桌，有一张办公桌还放着一台电脑，对角的墙边放着每个书记和办公室每个主任一格的件柜，件格屉被锁着，但有缝隙能插进信件。格贴有打字机打的姓名，何书记、田书记、朱书记、聂书记、田运成书记、湛主任、李主任、羿主任、张主任等称谓。他们随时可在自己的信格开锁取出自己的信件。在进门的横墙边摆放着条椅。秘书科冯炜忙着从隔壁的综合科里端来两把单椅。何启照坐在电脑办公桌前，几个代表挤坐在条椅和椅柄，哪个年纪偏大点的女职工没往挤，便毫不客气地坐在冯炜端来放在门边的椅子，湛楚林坐在靠外面一点的办公桌旁。何启照不骄不躁地平和着脸，和软地说：“是你们作代表，你们先报一下姓名。”那老职工不客气地说：“我们访是代表职工，还报什么姓名。他雪花头发，但很精神，是县供销社棉花公司纺纱厂的一名门卫老头，五十八九，贴近退休了。叫耿长乐，人称耿师傅。何启照为了缓和气氛，忙解释说：“报名字是我们好相互称呼，并没有别的意思。”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经何启照这么一解释，有人犯鳞了，有人怒火了。也许耿师傅见多识广，担心报了姓名，象化大革命会日后整黑材料的秋后算帐。他曾经受过政治打击，是在基层棉花采购的会计位子被贬下来的，后来还是照顾安排了个门卫岗位。那个长得精瘦的年轻人毫不顾虑地说：“报报，怕什么。我叫周平虎。是棉花纺纱厂的下岗职工，我来说。”他接着恼怒地说：“厂子被那些当官的败掉了，我们有六七年没有看到一分钱的生活费。电视说要按时发放下岗职工的生活费。我们三百多人东逃西散，生活没着落，我们不找县委找谁！”冯炜在一旁记录着，心想年纪轻轻的，不去找点事做，找点生意，靠访能撑饱肚子。时下谁养得活谁呢！周平虎说了一通。那年纪大点的妇女抢过话说：“我叫章元丽，过去在厂里是检测质量的。老公在县造纸厂早下岗，儿子在武汉大学。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公司不给办退休手续。因为，我们厂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办了退休手续也没地方拿退休工资。”她转向耿长乐说：“象我们的耿师傅也是要退休的。老有所养，看政府管不管。”另一年轻女职工抢着说：“我们没有退休，也不能内退，按县委的件应该买断。棉花商业职工按500块钱一工龄卖了，可我们一分钱不值。我们还不是棉花职工，我们又不是姨娘养的，为什么不能按500块钱买断！”何启照听着他们几个的发言，知道了他们不是经口棉纺厂的，是供销棉花纺纱厂的，便对湛楚林说：“你给供销社和棉花公司打电话，让他们的主要负责人来，看是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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