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自古以来的基建能力，是不需要进行争论在各大文明中是不是第一的，因为没有必要。

哪怕是某条乱入唐朝的工科狗非法穿越之前，汉朝遗存下来的水利工程，还依然非常坚挺地造福后人。

至于战国时期的各种狂霸酷拽工程，就没必要出场了。

同样的，贞观二十三年唐朝进一步增加的耕地数量，也是围绕在汉朝的水利工程来逐渐扩张。

仅仅是汉水一线，就包括萧何堰、高堰、杨镇堰、五门堰等等一眼看去就能发现其牛逼的堰坝。其中汉朝萧何督建修筑的堰坝就有三四十处，总数量破百，废弃的同样破百。

不算云梦泽西南隋唐新开发的土地，上游地区在五百年前就增加了优质耕地四十万亩。

至于张汤督建的褒斜道……是可以跟战国时期的那些狂霸酷拽工程一较高低的。荆楚大地头一次轻松把粮食运入长安，就是因为张汤夫子弄出来的这么个“超级工程”。

“改道治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极为简单的四个字背后，需要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需要一个动员能力极强的组织，需要一个管理水平极高的团队，更需要保障整个工程系统运行的制度。

为什么已经觉得自己“无敌”的李董，心心念念的不是什么狗屁“天可汗”，而是“功盖炎汉”？

因为汉朝在全国遗留下来的成千上万个水利工程，就足够然后来的君王感觉到绝望。哪怕是程处弼在西域大开杀戒，最终安抚那些可怜虫的时候，他用的每一滴水，都是从汉朝遗留下来的井渠等水利系统中打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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