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二年的大唐帝国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管是武汉、淮扬还是说苏杭、关洛，有识之士长篇累牍地在那里发文章，或是在朝或是在野，官宣民报的声音极为复杂。

但在老张看来，千言万语一句话：集体向右。

不管张德承认不承认，此时此刻，在唐朝的青少年中，“民族主义”已经不再是萌芽。

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做什么，青少年在躁动中，有了自我认识以及身份识别。

“唐人”这个称呼，超过了朴素的“唐朝之人”解释，中国内外，“唐人”天然地具备了某些不可捉摸的使命感。人们赋予了字面之外的种种含义，当年那句“提携玉龙为君死”，也不再仅仅是文人墨客喝酒时候的装逼，而是实实在在的，有人愿意以此为准绳，贯彻内在的精神意志。

这股力量裹挟着朝廷的大政策大方针，原本需要经历时间才能做到的实边，在理想主义者和投机主义者的双重鼓动下，进一步强化了“包举宇内囊括四海”这个“天命在我”的概念。

洪流之中，有识之士也只能跟着洪流走，凡是逆流而上的，都不是有识之士。

于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所朝廷部门直属的专科院校，长沙土木学院的校训，就相当的耐人寻味。

公开的校训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私底下一帮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教员，鼓吹的是另外一句：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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