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了相当成熟体系的武汉官商集团，一旦开始筹建一个相当规模的单位，外界哪怕往里面掺沙子，因为管理体系的特殊性，往往这些沙子别说在内部搞事，自己每天被分配的活计，都能够做到他不想动脑子。

这个时代的人，不管原先是如何的“野性难驯”，一旦误入武汉系的生产活动中去，就身不由己地接受了改造，随后就成为了社会科学实验的一颗螺丝钉。

而这个社会科学实验的名称，绝对不是什么诸如《论纪律对生产的增益》，而是《人类可以服从到什么程度》……

简单粗暴的重复劳动，能把一个社会精英彻底玩成智障，假如工场主的良心彻底喂狗，无视什么X小时工作制或者其它什么工人权利福利之类的玩意儿。

农耕时代的矿工，在特殊的管理手段下，又摄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们实际上还具备着“反抗精神”。而且往往矿工团体也不好惹，属于带有浓重江湖帮会性质的团伙。但管理的方式只要变更那么一丢丢，并且再提高那么一丢丢生产效率，然后配合文武双打，整个面目就彻底全非。

如果没有出人意料的“集体意识”觉醒，那么，这种“慢条斯理”的盘剥，可以持续几代人，直到为一无所有之辈强行出头的“集体意识”诞生，不管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这种盘剥才会减轻，但却不会凭空消失。

只有武汉那些一天睡觉不超过三个时辰，剩余时间基本是在干活的工人才会清楚武汉的工场主是何等的贪婪。但反之，只有武汉的工场主，才知道如何颇有技术又低风险地去剥削那些工场“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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